中正歷史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演講公告內容

標題

吳滔教授 「明清江南市鎮形成的制度機制」演講紀要

時間 2017/01/09
內容
「明清江南市鎮形成的制度機制」演講紀要

撰稿人/江俊偉(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2016年12月15日,中正大學歷史系邀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吳滔先生至系上演講,題目為「明清江南市鎮形成的制度機制」,由中正大學歷史系張秀蓉副教授主持。內容大要如下:
  明清時期的「江南」有各種說法,吳滔教授認為主要是指太湖流域的五府一州(松江、蘇州、常州、湖州、嘉興五府與太倉州),江南有著與其他地方不同的專業化市鎮,如棉織業與絲織業的市鎮,而為了交換糧食,米糧業的市鎮也隨之興起。以往學者多運用亞當斯密的理論來解釋此一現象,以「經濟理性」和「社會分工」等為分析工具,著重於江南本身的經濟體系。但從崇禎年間《松江府志》載:「松之布衣被海內,吳綾上貢天府,亦云重矣。」當地生產之物也需上貢朝廷,如此則需要透過京杭大運河,加上「松之布衣被海內」的內容,說明江南市鎮形成的制度機制,不局限於江南本身,應放在全國的尺度上來看。
  而日本學者對江南的研究更為深厚,最初是從社會經濟史入手,主要圍繞兩個問題:1、土地制度和賦役制度;2、地主和農民的關係或官民關係。這也衍伸出對江南社會的討論,其中城鄉關係也是吳滔教授關注的部分。
  回到江南本身的研究,首先要了解江南開發的過程,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火耕水耨」、「圍田/圩田」、「分圩」,分別代表了江南早期、中古和明清的開發歷史。江南的地形為一碟形湖盆,經濟的擴展主要是依賴於低地的開發,在唐宋時期,由於水利工程的發展以及政治、經濟重心的轉移,此後隨著江南的開發逐漸穩定下來,江南由此成為9世紀以降一千多年的中國經濟財賦中心。吳滔教授並舉嘉興地區為例,該地在唐時需借助軍屯,到了吳越國時期水利系統有了突破,採用一種棋盤式的灌溉渠道「塘浦圩田系統」,並隨著宋朝的持續發展,形成了陸游所說的:「蘇常熟,天下足。」
  此時江南也形成了重賦的格局。如兩宋蘇州的秋糧在30萬石左右,至元初為88萬石,到了明初則增至290萬多石,其中的原因在於,最初是宋代賈似道實行的「公田法」,使朝廷買了許多私田為公田,後來隨著元代的土地兼併與元末的戰爭,明初時朝廷掌握大量的官田。由於民田只需繳交10%至20%左右的稅額,但官田則需繳納50%,朝廷官田的增加,所收稅額也隨之增長。且不只蘇州,湖州的情況也是如此。
  而南宋至明初之重賦由來,可從一、開發的角度看:明初有名的江南官田重賦,正是由於存在新田不斷增加這一事實,才有可能實現重賦。只要低地圩田造田還在持續,在該地財富的產出、流動、再分配結構中,就能充分消化這種重賦;二、從貢賦的角度:買公田的性質類似漢唐時期的「和糴」,只是後者是朝廷向民間用較低的價格購買糧食,前者則是將生產糧食的田地直接歸於公家。
  明初由於定都南京,江南運送糧食至京畿:「不一二日可抵皇都,‧‧‧‧‧‧所以民不受害。」但成祖後定都北京,造成「王畿」供應體制的北移,導致:「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萬石。」江南糧食運送至北京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反映在江南的重稅上。對此,也有官員如應天巡撫周忱認為應該減稅,最後於宣德七年(1432)減少蘇州府賦額72萬石,此外還有平米法、可交金花銀或布匹替代糧食、京俸就支法等改革。其中金花銀或布匹可替代糧食作為稅收的政策,間接促發了實物財政向貨幣財政的轉移,派官布的地區和不派官布的地區,存在著賦役負擔上的巨大差距,故歸有光言:「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也帶動一批棉布交易市場。是故江南市鎮的興起,顯然與亞當斯密所說的分工理論不同,而是王朝賦役改革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體制。
  市鎮對當地社會的改變,可以依據產業的不同討論。首先是棉織業,由於習慣植棉的老百姓只能依賴市場,來獲取他們所需的穀物,以便繳納賦稅或者滿足日常所需,棉花和糧食市場亦應運而生。從萬曆《嘉定縣志》載:「以花織布,以布貿銀,以銀市米,以米兌軍送。」可看出最終還是要「兌軍送」的貢賦體系。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以松江府為中心的棉業市鎮,並與東南、嶺南地區交易,而一些地方權勢看到棉業、米業交易有利可圖,也企圖直接掌控市鎮的棉花、棉布和糧食的交易權,因此創立很多市鎮。
  吳滔教授也舉了兩個例子:一為「唐市」。唐市舊名「尤涇」,後在該地有一定勢力的唐氏,其中一位族人見人入市,輒問往何,若不答「唐市」則不讓入,久之「唐市」一名取代舊地名而廣為人知。另一例為「何管兩姓爭市」,何、管均欲以己姓名市,如管氏人問行人往何,答何市者即挨兩個拳頭,答管市者即送兩個饅頭。生動地描寫當地權勢欲掌握市鎮的情況,以及「主姓創市」的現象。
  其次是蠶桑絲織業。宋元之際時,各地開始種棉花:「關、陝、閩、廣,曾得其利。洪、永之際,遂遍天下,其利殆百倍於絲枲。」但由於湖州卑濕,不適合種棉,只得種桑養蠶,到了明代導致「桑爭稻田」,也使鄉鎮絲織業蓬勃發展。文獻也記載了湖州絲織業興盛的情況,例如:「不遠千里而求羅綺繒幣者,必走浙之東也」、「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等。
  在此情況下,江南的米糧產量不足,產米的地區從宋代所謂的「蘇常熟,天下足」,逐漸變為「湖廣熟,天下足」,江南也從湖廣地區獲得充足米糧。以往江南產米繳交朝廷的模式,轉變為江南以棉織業、蠶桑絲織業等市鎮交易,換取米糧來上貢朝廷的模式。所以湖廣地區並非成為明清財富的供應地,而是在江南市鎮的發展下,被捲入明清帝國對江南貢賦的體制之內。
  最後,吳滔教授提到要更好地理解清中葉以後相對晚出的鄉鎮志文本編纂中的權力話語,反思所謂「從宋元草市到明中葉以後的專業市鎮逐漸形成」這一目前市鎮發展的一般解釋模式,及其背後的社會變遷。還要更多地發掘與市鎮起源及市鎮區域形成的制度變化,和貢賦經濟下的社會運作機制,並著重市鎮社會城鄉關係的流動性。
  在演講完後,吳滔教授也與學生針對亞當斯密的理論,以及士大夫與城鄉關係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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