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歷史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演講公告內容

標題

「先秦至隋唐出土資料研讀班」活動紀要

時間 2016/11/22
內容
  10月29日,先秦至隋唐出土資料研讀班舉行了第一次會議。研讀班由中正大學歷史系郭靜云教授擔任召集人,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復健科羅文星助理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石蘭梅教授、臺南藝術大學黃翠梅教授和莊蕙芷助理教授、中正大學李昭毅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魏堅教授等二十餘人參加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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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翠梅:功能與源流──二里頭文化鑲綠松石銅牌飾研究

  很高興在校慶這天早上,聆聽由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系的黃翠梅教授講解精彩的綠松石青銅牌飾。
  黃老師以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三件綠松石銅牌飾作為本次讀書會探討的主角。由於三座出土墓葬屍骨無存,僅能從牌飾出土位置與墓壁間的相對位置推測此物件可能是配戴在手臂上的腕飾。加上牌飾上有穿孔鈕,M4出土牌飾凹面經檢查有麻布的痕跡,於是合理推測牌飾是縫在手臂上的飾物。除了二里頭,鑲綠松石青銅牌飾也在甘肅天水遺址、四川三星堆遺址、青海宗日遺址、晉南陶寺遺址、山東龍山日照兩城鎮遺址出現,另外亦有傳世私人收藏。
  接著黃教授從藝術史專業視角,說明根據圖像學,必須掌握正確辨識圖範的原型之基礎,以對圖像意涵進行更進一步詮釋;而對圖像原形之掌握必須倚賴正確的構圖與形式分析的整理。於是這些青銅牌飾紋路之構圖特徵進行分析,再試圖整理出圖像與類型的發展脈絡。教授主張紋飾為獸面,分類上依據獸的型態樣貌與線條來分,例如獸口、鼻等器官、獸的描繪、鑲嵌綠松石的方式與位置等等作為標準。依照這樣的標準,黃教授將所有出土和私藏的牌飾,都分為五組。大致來看,第一到第五組的分類也可以視為發展脈絡,第一組僅二里頭M4出土的牌飾,年代最早,也是做工最精細與完整者,其後牌飾的線條越趨於簡單與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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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的這一件牌飾長14.2釐米,最寬處9.8釐米,左右兩側具微收縮曲線,器面上由不同的形狀與方向的綠松石拼貼。獸紋可分為前與後兩部份,前部份是獸首,獸首底部的彎曲為獸肢的彎曲,獸肢上有鬚,中間是口鼻;後部份是交纏的獸身,呈現交纏狀。比二里頭時間早的新砦遺址已有類似此M4構圖的陶蓋器出土,以及其他二里頭遺址也有相似構圖的獸面紋飾,於是黃老師推論在二里頭時期獸面紋型態大致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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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有六件牌飾,包括二里頭M11牌飾、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收藏一件、保羅辛格醫師收藏兩件、英國古董商Eskenazi收藏一件以及天水博物館收藏一件。這些牌飾長度、寬度與第一組的差別不大,但是在綠松石的拼貼上有恨大差異,第二組的外框突起,框內獸面紋輪廓突起,長方形綠松石鑲嵌撲滿在獸面輪廓四周。再來比較獸面紋飾構圖與線條,發現構圖越來越簡單,原本獸身交纏的情況已被簡化成倒鉤型或蘑菇狀,蘑菇紋與牌飾的上緣連接。
  第三組有四件牌飾,包括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兩件,瑞士玫茵堂收藏一件與檀香山藝術學院的一件。這組尺寸與前二組相近,鑲嵌手法與第二組相似,不同點在於獸型紋飾上不同。原第二組的蘑菇狀紋飾變成尖桃形或是羽毛形,彷彿獸戴上冠。
  第四組僅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鑲嵌手法與長度與第二、三組無異,但在紋飾上,在構圖更為簡略,僅有獸眼明顯,其餘獸的身型特徵以簡單的U字型線條作為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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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組以五件牌飾,包括二里頭M57牌飾、日本美秀博物館收藏一件、三星堆倉包包出土兩件和高駢公社出土一件。這組紋飾上有趨於抽象幾何的趨勢,例如高駢公社與三星堆倉包包出土者,已由S型鏤空或是三角形鏤空表示獸面輪廓、口鼻、鬚等。而總結以上的分類,五組牌飾各具特色,以第一組二里頭M4牌飾出土年代最早也最完整與精緻,隨後獸文逐漸趨於簡化,甚至有脫離獸型成為冠者,或是全部以抽象幾何圖形表達者。
  最後黃教授依據西方藝術史學者龔布里希主張的認知心理學作結論,認為牌飾上關於獸面,動物形象的轉變,是不同時期、不同文化的人對於二里頭文化二期所建立的圖像進行模仿與自己消化後的表現,牌飾的發展脈絡說明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力。
  演講結束,我心中疑惑許多,修過郭靜云老師的古信仰課程後,使我對被稱為「獸面」的紋飾皆持保留態度,而且二里頭出土的牌飾不一定在二里頭本地製作,很有可能經由貿易、交易、運送,從外地而來,無法精準判斷二里頭文化影響其他的文化。在我思考的同時,靜云老師向黃教授提出相關問題,黃教授以圖像及出土地點作為解釋與回應。隨後陸續有參與的人員發表聆聽的感想,其中一位同學談到,他覺得牌飾上的紋飾使他連結到佛教中相關圖案,我大吃一驚,什麼時候二里頭或三星堆的人認識佛教了?後世的人怎麼可能影響前人呢?黃老師笑著說他不覺得牌飾圖像會跟佛教有關,也再次重述他整理的五組分類的重點。
  經由這次黃老師帶來的演講,使我學習了藝術史進行圖像分析的相關處理技巧,需要對線條判讀具備細緻入微的觀察力,並將其仔細分類,然後才做論述;還了解到認知心理學對於圖像傳承的解釋。受益良多,也再一次建立我的歷史觀和歷史常識。

文/林素瑩(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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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星:北朝婦女角色研究──以墓誌為基礎

  在10月29日下午,仁德醫專的羅文星老師講解了北朝婦女的墓誌研究,羅老師先說明使用的材料以趙超的《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為主,主要目的是用墓誌來分析北朝的婦女角色。在碑誌的記載中「四德與六行」是社會對婦女的期待,普遍的一般價值。四德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主要是女性出嫁前在家庭場域裡的內在養成;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則是女性在夫家具體的行為楷模。而在離開家庭場域後,譬如入宮或出家便不受四德六行規範之評判。四德六行常見於碑誌上對一般婦女的描述,但少見於傳世文獻裡,因其為一般普世價值,並不需要特別強調,故《魏書‧列女傳》不會特意記載。與碑誌普遍全方位的四德六行相比,文獻則表現出社會更注重婦功的現象。
  羅老師以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等文獻來看時人對於女性的記載,認為北朝多娶、婦女善妒,其與四德六行相悖而持。但出土墓誌以北魏遷都洛陽為多,而顏氏說是河北風氣,能否代表北朝婦女的整體面貌尚待考慮。
  另外,從政治力的層面來分析,朝廷為首推動的胡漢通婚,雖有強烈執行力,而其中胡漢矛盾衝突似乎亦難避免,從實施成效來看似乎與理想有所落差,因故政治性政策是否能有效的從上而下影響社會還需進一步分析,但在墓誌中呈現漢文化的傳統規範究竟源於何處,羅老師認為不可忽略基層社會文化力量造成的轉變。四德六行逐漸成為胡族婦女的規範,代表著彼此的文化交流過程,墓誌正是顯露出這樣文化交流的證據,也可以相當程度的表現出婦女的日常生活影像。

教師討論:

  石蘭梅老師提出,就傳統歷史學的訓練角度來看,出土材料是一個跨界的運用,羅老師以傳統史學為基礎,但有試圖去跨越和運用其他學科的方法是很好的做法。然墓誌待處理的問題不少,莊惠芷老師首先提問,墓誌是否有其書寫範式,就非漢民族而言,四德六行的標榜是否可能只是一個標榜漢文化高的傾向,而非真正為社會普遍價值規範。另外,黃翠梅老師指出,墓誌的範式確實有彰顯出當時的普遍價值,然而也有可能反映的是現實的反面,標榜四德六行的規範,也可能是反映出當時社會普遍缺少這樣的概念而必須不斷地重申。李昭毅老師提出應思考墓誌本身書寫的意涵,莊惠芷老師和黃翠梅老師補充說明,墓誌在下葬前會有公開展示的儀式,表示它不僅僅是給陰曹地府看。故它確實對陽間社會存在影響和作用。
  而就研究材料本身來說,李昭毅老師表示趙超的《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成書年代過於久遠,許多新出土的墓誌未收入。另外,除了誌文本身外,應該更要注意整體拓片,以避免編纂的失誤。郭靜云老師和魏堅老師亦贊同,並補充陪葬品、壁畫等的重要性,墓葬整體的把握也可以有所助益。另外,眾老師也一致認為,可以將墓誌做更細緻的區分,以時代、民族、地區等作分類統計,會更有說服力,或許可以進一步發現更多的問題。

文/陳胤慧(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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